在剛結束的2019國際大學FinTech創新大賽決賽現場，張博輝特別忙碌，主題發言、評審嘉賓、圓桌主持都需要他親自參與，但看到一批來自全世界的金融科技創業者們的新發現，看到不論是Flag監督打卡平臺、夕翼養老App、基于知識圖譜的企業風險畫像的智能小微貸，他又顯得異常興奮。

這場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主辦的創新大賽，張博輝是重要發起者和評委之一，從國外回到深圳的一年里，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每天都迎接著新的挑戰，使得他能將更多在象牙塔里的研究成果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實戰”結合，張博輝非常慶幸自己選擇了深圳，作為事業新開端的福地。

“9·11事件”改變的一生 作為一個地道的北京人，張博輝2003年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畢業，本計劃走一條出國留學之路，但“9·11事件”發生之后，命運就悄然改變了。

“我們在清華學的專業是錢學森院士一手創立的，所以自然而然有偏航空航天的印跡，一般畢業后的出路也就幾條，繼續深造去國外留學，留校讀研之后去中科院的科研單位，或者甘肅、四川的航空基地，”張博輝告訴證券時報記者，“我也是打算去美國留學的，但是在‘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對于海外偏軍工背景的理工科留學生簽證發放很嚴格，當時申請對口的專業就是航空航天，簽證連續被拒，所以就開始琢磨其他的發展路徑。

” 而在上大學之前，張博輝就對經濟和金融非常感興趣，此時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小種子被撥動了，外部條件的變化讓他萌發了學一個全新領域的想法，打算另辟蹊徑，探索一條理工男不常走的發展之路，緊接著就申請了香港科技大學的的經濟碩士專業，從北京一路南下開始了新的學習征途。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課程，但是讓他發現了經濟學和理工科的很多不一樣，張博輝這樣總結，學理工科的知識：你會發現所有的參數都是固定的參數和固定的模式，看起來很難但其實是可以測量的。

但經濟學不同，更多研究的是人的行為，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于人的不確定性，因為人可以根據市場，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做出一系列的發展，是最大的變量。

經濟學激發了他濃厚的興趣，因此想繼續深入研究下去，就申請到新加波南洋理工大學攻讀金融學博士。

導師在學術上造詣頗深，四年的學習過程中，讓張博輝對學術有了更深的認識和體驗，能夠體會到學術帶來的有趣性，而且做學術和自身性格也很吻合，喜歡非常安靜地坐下來研究東西。

所以在博士畢業后決定繼續學術生涯，在2008年金融危機還沒有爆發前，收到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商學院的offer，開啟了教學生涯。

在澳大利亞的十年，張博輝在學術上開展多個方向的研究，包括信息媒介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中國和外國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等，并且取得了很多成績，他的研究成果多次發表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上，2015年就被評為正教授。

主持多項澳大利亞國家研究委員會基金項目、新南威爾士大學澳洲商學院研究基金項目，并參與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但他眼中，在澳大利亞的發展事業還是到了一定的“天花板”，內心還是希望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工作上增加一些不確定性才更有挑戰。

用開玩笑的話來說，在清華時候的經常被教導“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而在澳大利亞已經有了10年的工作經歷，還沒有為祖國貢獻，因此決定回國。

投身深圳創新大潮 在張博輝看來，選擇到哪里工作，相當于把自己也投資到這個城市，而做任何投資，都需要衡量收益和風險，希望兩者能有好的結合，一般來說，收益越大而風險最低就是好的投資選擇，對于他自己而言，深圳就是這樣一個符合心中標準的“投資”之地。

“深圳有很多地方都吸引我，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自然環境，這里的空氣質量好是吸引人才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

”他說，“我最近寫的一篇論文是關于人才的流失和空氣對公司業績的影響，通過研究發現一個城市的自然環境變差、空氣污染變重，那么會導致人才尤其是流動性高的人才的離開，看似一個短期的行為，因為空氣的變差導致人才的流失，但長期而言，人才流失，科技人才走了，就無法創新，難以有新的變化和增長，公司業績就會下降。

這也解釋了我為什么選擇深圳作為回國后的首選城市。

” 此外，他認為深圳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城市，特有的文化帶來的包容性，使得在這所城市奮斗的人都是拼個人能力，而非社會資本，這對于海外歸來的學者也是很好的機會。

從教育市場的角度來對比，作為一個有1500萬人口的城市，深圳的高等教育還有非常大的市場潛力，和北京、上海對比，深圳教育市場的發展機遇不可多得，毗鄰香港的優勢又能加速國際化接軌的步伐。

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具有國際化的制度和辦學環境以及理念，讓從海外回來的教授歸國以后比較適應，更快地去融入這個環境。

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擔任執行副院長，張博輝兼任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與社會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回國僅僅一年多的時間，他做了很多研究創新的論文，包括金融如何影響創新？外部投資如何影響創新？媒體關注如何影響創新？其中去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藍皮書》，他擔任副主編，與其他教授一起理論結合時政的方式，由宏觀至微觀，對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作了審視和推動。

談及創新，張博輝介紹，全球的創新分布是有集群效應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域特性造成了創新的形成，未來也會帶來經濟的發展。

而創新的表現形式，就是專利，如何測量創新就是衡量一個地區的創新量和創新力。

在基于2015年的數據之上，就深圳和香港的企業來說，中興通訊的專利PCT排名是位居第一的。

而他也對專利的增長對將來GDP的影響做了研究，并舉例說明。

他將全世界國家分為發展中和發達國家兩種，通過樣本研究發現，第一，澳大利亞、新加坡、美國等發達國家，專利的增加對GDP的增長沒有直接影響，而發展中國家的專利存儲量，直接影響未來的經濟增長。

進一步分析原因發現，發達國家的專利相對于比較完善，但是發展中國家之前的專利水平處于較低水平，一旦突破臨界點，就會起到很大推動作用；第二，把樣本分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會發現非上市公司即中小企業的創新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在日本、中國等地，中小企業對當地的GDP的貢獻占比高達70%-80%，而澳大利亞和美國，中小企業貢獻則沒有那么大。

他也高度關注中國的金融科技發展，認為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跨界融合上的助力、科技應用的強化監管，將成為金融科技新的機遇和挑戰。

剛剛過去的6月份，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聯合眾多權威機構共同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綜合指數報告》和《粵港澳大灣區科技與數字金融發展報告》，科學量化了大灣區一體化協同發展進程和全面了解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產業發展態勢與金融科技企業運營狀況。

而中國金融科技能取得全球發展第一的原因，在他看來有三點：普惠金融的巨大市場需求、供給側傳統金融市場難以滿足以及國內隱私的文化導致的數據獲取成本低。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