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海外產業園區”已成為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的重要內容。

2019年春節前的一周，每個“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都收到了一份來自國家的開年禮：2018版《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

這是自2009年以來的第10份來自國家的大禮包。

新版《指南》覆蓋了172個國家和地區，昭示著中國企業的足跡所及。

今年是中國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的第18個年頭。

從改革開放之初的蹣跚學步，到初試身手，踏步前行，再到一手抓促進一手抓規范的優化結構，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出海遠征，走出了一條全球化升級之路。

美國的“海爾路” 2001年4月5日下午，張瑞敏以海爾首席執行官的身份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坎姆頓市見證了“海爾路”命名揭牌儀式。

“以中國品牌在美國命名道路這是首次。

”張瑞敏在現場激動地說，為感謝海爾給當地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美國南卡州政府無償將美國海爾園附近的“協作大道”命名為海爾路。

以一個中國公司的名字命名美國的道路，無論對中國還是對美國，都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事實上，2001年，對于中國和世界，同樣有著特殊的意義。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邁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

為迎接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當年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國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走出國門。

《綱要》是這樣闡述的：“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

”“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發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

”“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 此后，為全面與國際市場接軌，中國開始對法律和關稅進行調整。

國務院于2004年7月發布《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 2008年8月修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

2014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商務部發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標志著中國對外投資管理由“核準為主”轉變為“備案為主，核準為輔”，大幅簡化了審核手續，并將更多權限下放。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海爾、華為、萬向、聯想等為代表的佼佼者，紛紛遠征海外。

“硬碰硬”盲檢 事實上，中國的“走出去”戰略早已孕育于對外開放的思想中。

國務院參事、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大概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準備階段。

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國有企業紛紛踏上改革探索之路，民營企業如草原上的星星之火。

到1989 年，有超過2.1萬家外國公司進入中國，無形中為中國企業日后走出國門作了示范。

第二個階段是初試身手階段。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史無前例的迅猛之勢席卷全世界，中國企業全球化意識逐漸覺醒。

這個時期，直接出口是中國企業最主要的海外經營活動。

第三個階段，從2001年到2007年，“走出去”正式成為國家戰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企業開始大踏步參與全球競爭。

第四個階段，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后至今，中國企業全球化戰略全方位、寬領域發展。

中國政府在對外投資方面采取了國際國內 “雙管齊下”的方式，以開放與合作的態度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這并不是一條坦途。

海爾等企業踏準了時代的節拍，但初試身手時仍吃過閉門羹。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這十年，中國公司‘走出去’都很受歡迎。

因為那時到國外去引進設備、技術，買人家的原材料，不管到哪兒去都是送錢的，人家都奉你為上帝。

從1990年代中期到新世紀開頭這十年，人家不怎么搭理你，因為這一階段你基本上是到國外設廠、建立公司，等于去吃人家的份額了。

”張瑞敏曾如此向媒體坦言。

90年代，獲得了國家質量管理金獎的海爾第一次向德國出口冰箱，但德國海關與商品檢驗局不予放行，8000臺冰箱滯留在海關硬是進不了德國。

海爾負責人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回憶，還好張瑞敏想了個法子，將德國冰箱與海爾冰箱撕去商標，放在一起檢驗。

結果海爾冰箱通過率更高。

通過“硬碰硬”盲檢一役，海爾最終進入歐洲家電市場。

目前，海爾已在全球擁有“10+N”的研發體系。

“家家有路通長安” 處處綠楊堪系馬，家家有路通長安。

截至2019年2月19日，國家商務主管部門備案設立境外企業(機構)53182個，核準設立境外企業(機構)486個。

王輝耀指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已經摸索出了安營扎寨、借雞生蛋、借船出海、海外戰略資源獲取、海外產業園區、互聯網模式復制海外、農村包圍城市、星火燎原、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海外戰略股權投資等十條路徑。

其中，“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模式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傳統模式，主要體現在高鐵、電信、風電、核電等領域。

“農村包圍城市”模式，是指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選擇比較容易進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為日后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作準備。

這種模式可以避免過早與發達國家跨國巨頭正面較量，為企業發展爭取更多時間和經驗。

“星火燎原”模式的主要開創者是溫州企業，他們充分利用海外華人華僑華商的力量，通過建立“中國商場”等方式，把國內有競爭力的產品推向世界，實現中小企業集體走出去。

“安營扎寨”模式，是指企業借助對象國的區位優勢，將設計、生產、銷售等部分環節或全部環節放在那里。

譬如海爾、福耀等制造業企業，都選擇了這一模式。

“借船出海”則指通過并購等方式，獲得國際知名企業的品牌、資源、技術等，以在國際市場上迅速立足。

譬如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后，就從本土品牌一躍成為國際化品牌。

“海外戰略資源獲取”模式，是指中國企業通過并購、合資等方式獲取海外戰略資源，分享資源能源的定價權。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鋁、五礦等企業便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

“海外產業園區”模式則是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的一種新模式，主要表現為政府引導、某個企業主導在海外建設園區，帶動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集群發展，同時吸引其他國家的企業投資入園。

“這些模式和路徑并無優劣之分，每種路徑都有成功的典范，關鍵在于對路徑進行科學選擇。

”王輝耀對本刊記者說。

“入區”“入園”有紅利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海外產業園區”已成為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的重要內容。

如果說“入世”為中國企業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那么“一帶一路”建設則加快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并為全世界打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大門。

在巴基斯坦，海爾投資興建的“海爾魯巴經濟區”是中國首個揭牌的國家級境外經濟合作區。

“海爾魯巴經濟區”落成后，一期投入使用便已有7家企業進駐，年營業額約4億美元，帶動直接就業崗位約5000個，年利稅約9000萬美元。

2017年11月，海爾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市的海爾印度工業園擴建投產，新增直接就業崗位約2000個，間接就業崗位約1萬個；2018年9月，在位于德里—孟買工業走廊上的綜合工業城大諾伊達，海爾簽約印度北部工業園項目，預計將直接為3950人創造就業機會。

“‘一帶一路’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大政策紅利。

”海爾負責人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伴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有利于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更為重要的是，將給世界帶來一套全新的、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治理理念。

在柬埔寨，紅豆集團聯合中柬四家企業建立了西哈努克港工業園，現已成為柬埔寨重要的紡織產品生產基地，對西哈努克省的經濟貢獻率超過了50%。

在泰國，浙江華立產業集團則利用當地工業體系比較發達、汽車制造業先進、橡膠資源豐富、勞動力素質較高等特點，打造了泰中羅勇工業園，吸引了汽車、機械、家電等上百家中外企業入園，創造了“泰國工業唐人街”的奇跡。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截至2018年9月，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建的82家合作區累計投資304.5億美元，入區企業4098家，2018年全年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6個國家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6.4億美元。

來自國家的大禮包 2019年1月29日，“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收到了一份來自國家的開年禮：2018版《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

“這是自2009年以來連續第10份來自國家的大禮包。

”海爾負責人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據介紹，最新版《指南》覆蓋了172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亞洲地區27個、西亞非洲地區63個、歐亞地區12個、歐洲地區36個以及美洲大洋洲地區34個；涵蓋了各國(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風俗習慣等相關投資合作信息，客觀介紹了各國(地區)的投資合作環境，并對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合作中應注意的問題給予了提示。

《指南》還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現狀和發展規劃等內容進行了系統全面客觀的更新。

例如，印度公布了電力、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領域的最新發展規劃和計劃投資規模。

印度尼西亞提出了新建經濟增長中心和實施第四次工業革命路線圖等發展規劃。

尼泊爾新的財年預算將平衡發展各經濟領域，照顧各群體利益，努力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取消普遍存在的重復征稅現象。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韓勇在2018版《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發布會上表示，《指南》旨在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少交學費、少走彎路提供幫助。

“我們要為企業跨國經營創造有利的、良好的、可預見的外部環境，深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繼續和有關國家推動產能合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他說。

隨著企業的大規模出海，中國對外投資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456.7億美元，超過了同期吸引外資水平，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我們既要根據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按照市場化原則、按照國際慣例，積極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也要針對我國企業在國外遇到各種風險和挑戰，引導企業防范風險，提高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韓勇說。

一手抓促進，一手抓規范 為了防范短期內對外投資增速過快帶來潛在的系統風險，中國政府一手抓促進，一手抓規范，開始加強對企業對外投資的真實性、合規性的審查。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張幸福在《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各部委從2016年底到2017年初開始對對外投資開展真實性、合規性的審查。

在管理中發現一些企業盲目的投資決策對后續的經營造成了困難，也對企業經濟造成了一定的損失。

譬如，有些企業將境外投資的重點放在房地產等一些非實體經濟領域，造成跨境資金流出大幅增加；有些企業忽視了環保、能耗、安全等標準和要求引發了一些矛盾和糾紛，導致了經濟損失，損害了國家對外形象。

2018版《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顯示，中國加強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查，房地產、酒店、影院、娛樂和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受到了限制。

商務部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說，“我們把優化結構作為2018版《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的主題。

” 根據報告，優化結構主要表現為對非理性對外投資進行了規范和引導，行業結構出現了優化，從而使得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對外投資加快發展，在整個對外投資中占據的權重比較大、增長也很穩健。

優化結構的另一個表現是調整對外投資地區結構。

“我們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對外投資有了穩步增長，無論是其自身發展速度還是中國在全球投資份額中的占比都有顯著提高，這既符合‘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也符合中國貿易強國建設、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邢厚媛說。

“2019年，我國企業‘走出去’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些風險和挑戰。

”韓勇透露，中國將研究制定企業“走出去”中長期發展規劃，引領企業在新形勢下走得更實更遠。

記者陳融雪 （文章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責任編輯：DF406)。